1948年，年轻漂亮的国军团长妻子陈愉照顾丈夫住院期间，惨被6名国民党军官轮奸数小时。事后，院方劝她私了：“陈太太，你又不是黄花大闺女了，何必计较！还是拿了钱，以后好好过日子吧！”
1948年9月9日凌晨两点，汉口国民党陆军总医院。28岁的陈愉提着暖水瓶，推开病房门，走向走廊尽头的水房。
刚走到水房拐角，门后突然窜出两个穿军装的男人。一人死死勒住陈愉的脖子，另一人一把捂住她的嘴，将她强行拖进旁边一间废弃的17号病房。
病房里还站着四个男人，这六个人都是国民党军官。他们用布条死死缠住陈愉的嘴，将她按在病床上。六个人轮流上前，对陈愉实施了长达数小时的施暴。
天亮后，陈愉衣衫破烂、满身伤痕地逃回自己的病房。她的丈夫楼将亮，是国民党军的一名上校团长。
楼将亮听完妻子的遭遇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剧烈咳嗽吐出一口鲜血。他强撑着病体找到院方讨要说法。
楼将亮是浙江诸暨人，时年四十岁。他在抗战和内战前线打拼多年，官至国民党上校大队长、团长。
1948年，楼将亮在前线感染了严重的肺结核，频繁咳血，被紧急送到汉口陆军总医院治疗。
陈愉带着四岁的大儿子和八个月大的小儿子，来到医院日夜陪护。每天除了照顾丈夫吃药打针，她还要去水房洗衣服、打热水。
医院的17号病房里，住着六个特殊的“病人”：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中校崔博文、少校军医曾立民、少校副官石盘、上尉军医凌志同、警察局督察员查大钧，以及有军方背景的大学生袁尚质。
这六个人根本没有重病，而是借着长辈在国民党军政界的高官背景，躲在后方医院里逃避前线战事。
他们每天吃喝玩乐，早就盯上了独自忙碌的陈愉。经过几天观察，确认楼将亮病重无法下床，病房里也没有武器，六人便定下了作案计划。
9月9日凌晨，施暴结束后，崔博文穿上军装，指着陈愉警告：“敢声张，连你那个病鬼丈夫一起杀！”
陈愉回到病房后，楼将亮让她立刻脱下被撕破的衣物，连同身上的伤痕一起作为证据保留。
楼将亮找到医院院长。院长得知施暴者的身份后，立刻派人把17号病房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销毁了所有现场痕迹。医院还下达封口令，威胁值班护士不准对外透露半个字。
随后，院长把楼将亮夫妇叫到办公室，拿出一叠钞票放在桌子上，说出了一极其无耻的话：“陈太太，听我一句劝，这事不能声张。那几个人背后都有战区司令的关系。女人家名节最重要，你又不是黄花大闺女，都生两娃了，何必计较！拿了钱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”
陈愉红着眼，扶着桌子站直身体，盯着院长：“办不到，我男人在前线拿命打仗，你们在后方欺负他的女人，这事没完！”
楼将亮带着陈愉，拿着另一家医院开具的验伤报告，直接来到国民党武汉军法处报案。
军法处的干事做完笔录，一看到崔博文等人的名字，立刻合上卷宗：“这几个人身份特殊，没有确凿证据不能乱抓人。你们先回去等调查结果。”
等了几天，军法处毫无动静。施暴者崔博文甚至在医院里公开扬言：“我叔父是军界高官，没人敢动我！”
陈愉没有退缩。她抱着八个月大的婴儿，拿着带血的衣物，雇了一辆三轮车，直接找到了汉口市妇女救国会。
妇女会的负责人张子骥听完陈愉的陈述，拍案而起。她立刻召集理监事开会，成立“武汉妇女界陈案后援会”，并联系了汉口的多家报社。
几天后，《武汉日报》等媒体将“国军团长妻子在后方医院遭六名军官轮奸”的新闻登上了头版头条。
新闻一出，全国哗然。前线的国民党军官们看到报纸，群情激愤。有人直接在军营里摔了枪，大骂道：“我们在前面拼命，老婆在后方被自己人糟蹋，这仗还打个什么劲！”
舆论的怒火直接烧到了南京。当时国民党在东北和华东战场节节败退，军心本就涣散。这起丑闻成了压垮军纪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蒋介石在南京看到简报，勃然大怒。他立刻给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拍发急电，要求查明真相，严惩凶手。
白崇禧接到电报，下令军法处抓人。但崔博文等人的家族势力迅速运作，军法处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由敷衍塞责。罪犯家属甚至买通个别媒体反咬一口，造谣说是陈愉“主动勾引”。
蒋介石见迟迟没有结果，连发第二封、第三封加急电报，直接点名白崇禧：“限期三日内呈判，否则严惩不贷！”
在最高当局的强压和全国舆论的倒逼下，军法处终于派出宪兵，将六名嫌犯全部逮捕。
庭审现场，面对陈愉详实的陈述和医院个别有良知的护工提供的证词，六名嫌犯的口供漏洞百出。大学生袁尚质率先崩溃认罪，其余五人无从抵赖。
最终，军事法庭下达判决：崔博文、曾立民、石盘、凌志同四名主犯被判处死刑，当众枪决；查大钧、袁尚质被判处有期徒刑。
行刑当天，四名主犯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。四声枪响，结束了这起震惊全国的丑闻。
1949年初，楼将亮带着陈愉随国民党残部南撤广州，随后下落不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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